01 严译名著启民智
1903年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群学肄言》《法意》《天演论》等社会科学名著，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进化论等思想，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严复所译西方学术经典汇编为“严译名著丛刊”，包括亚当·斯密著《原富》、斯宾塞著《群学肄言》、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思著《社会通诠》、孟德斯鸠著《法意》、赫胥黎著《天演论》、耶方斯著《名学浅说》等八种，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系统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先河。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因系统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他翻译的《天演论》等名著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被后世奉为翻译圭臬。译作被辑为“严译名著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复译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1895 年译成，1897 年12 月陆续刊载于《国闻汇编》，次年4 月由湖北沔阳慎始基斋木刻印行。190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印本，之后多次重印，风靡于知识界。该书不仅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还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提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法意》译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748年的政治学法学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法文名De l'esprit des lois，英译名The Spirit of Laws）。严复以托马斯·纽金特的英译本为底本译成，1904—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1931年收入“严译名著丛刊”。
02 传播新知，激动潮流
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社会改造呼声的日渐高涨，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面对时代的新要求，商务印书馆秉持激动潮流、兼收并蓄的出版立场，出版了“共学社丛书”“尚志学会丛书”“世界丛书”“新时代丛书”等一批反映新文化、新思潮、新科学的书籍，其中的译著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介绍西学的较高成就。
“共学社丛书”是1920—1935年商务印书馆与共学社合作出版的丛书。共学社由梁启超、蒋百里、张东荪等发起成立，宗旨是系统介绍西方学说和宣传新文化。丛书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文学等17小类近90种著作，其中绝大部分为译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等学说。
“尚志学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范源濂、林长民、张东荪等人发起成立的尚志学会合作，自1918 年开始出版，至1935 年共出版哲学、宗教、中西交通史、教育学、自然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译著40余种，译介了柏格森、詹姆斯、杜里舒、爱因斯坦、彭加勒、柏拉图等的著作，这些理论学说对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科学文化各领域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丛书”是商务印书馆1920年10月起开始出版的专收世界各国名著的译丛，由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主持，共约25种，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丛书以白话文为主，采用新式标点。
“新时代丛书”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及进步人士发起成立的新时代丛书社主编的丛书。中共一大召开时，代表李汉俊面对租界巡捕的查问，即以编辑此套丛书为开会理由。丛书自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李达译《女性中心说》，夏丏尊、李继桢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周建人译《遗传论》，郑太朴译《进化：从星云到人类》，沈泽民译《儿童的教育》等。
讲学社由梁启超与蔡元培、汪大燮等于1920年9月发起成立，宗旨是聘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讲学社的经费每年由政府资助20000元，由商务印书馆资助5000元，约定将演讲稿交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先后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犹太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华讲学。商务印书馆在其讲学期间及之后，陆续推出了相关译著及杂志文章，介绍他们的学术思想。
图为1924年4月18日，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各团体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门前举行欢迎泰戈尔的讲演会。
罗素来华期间与赵元任等人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瞿世英、赵元任、朵拉、孙伏园、罗素。
爱因斯坦于1922年受邀来华讲学。《东方杂志》同年12月25日出版“爱因斯坦号”。
杜威于1919—1921年来华讲学，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10余种他的著作。图为金海观等译《杜威教育哲学》。
03 系统翻译推动现代学科建立
20世纪20年代末始，商务印书馆系统译介西方学术经典的规模不断扩展，所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涵盖多个学科领域，“汉译名著”品牌初步形成。商务印书馆还组织出版了“大学丛书”，并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国立编译馆、中山文化教育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合作出版了一系列教学和科研用书，其中既包括翻译的外国学术名著，也包括国内学者的原创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以及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被誉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系统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最有影响力的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后被收入“万有文库”中，两集共250种，涉及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丛书所选书目除经典著作，还收入了一些当代学术前沿著作，体现了学术眼光的前瞻性和专业性。
“世界文学名著”是商务印书馆1928—1950年系统全面出版外国文学名著名译的代表性丛书。共154 种，收有卢梭《忏悔录》、歌德《浮士德》、狄更斯《劳苦世界》、高尔基《幼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杰克· 伦敦《野性底呼声》等文学经典，译者包括伍光建、梁实秋、傅雷、傅东华等一代翻译大家。
“万有文库”为1929—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综合丛书。王云五主编，分为两集，总计收书1700余种、4000余册，体现了出版者普及民众知识的文化理念。当时中国以《万有文库》为基本库藏而建立起的图书馆达2000余家。其中包括的“汉译世界名著”“百科小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农学小丛书”“工学小丛书”“商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等丛书收录了大量译著。
“大学丛书”是中国学者系统自编的第一套大学教科书。丛书编辑委员会由蔡元培领衔，成员包括各学科专家55人。自1933年起陆续出版，至1954年出版369种，其中译著占129种。这套著译并重的丛书不仅为近代中国大学各科的教学提供了教材，而且有力推进了大学各科教材建设和课程设置的标准化。
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即尝试引进西方科技著作。编译所成立不久即设理化部，杜亚泉、郑贞文、周建人、任鸿隽、竺可桢等先后加入，既系统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名著，同时注重整理中国自然科学遗产，是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传播的重镇。
《汉译科学大纲》1923年6月出版，英国博物学家汤姆生主编，竺可桢等译。毛泽东曾对张元济说自己有关科学的观念大都是从《汉译科学大纲》中得来，他还曾将此书作为礼物赠予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从创业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译著3880种，约占商务总体出版种数的26%。旗下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期刊也大量译介外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形成近代数量最多、品类最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杂志群，成为译介和传播西学的前沿阵地。
04 名著翻译的规划与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获得新生，1954年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实行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保留了商务印书馆的招牌。1957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央明确商务印书馆的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
1958年，陈翰伯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在译介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组织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商务印书馆拟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吸收、团结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译者，培养建设了一支素质过硬的编辑队伍，出版了一批高品质译著，为结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8 年，商务印书馆在由三联书店牵头九家出版社制订的《1956 年—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基础上，编制了《商务印书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2）规划》（草案），列书1614 种，成为当时及之后一段时期内商务印书馆学术译著方面出版的选题大纲。
《1956年—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由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于1956年8月编印，共列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和地理学等书目共计1303种。
《商务印书馆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1960—1965年）》，1959年编制。
《商务印书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七年（1961—1967）规划》（修正草案），1961年编制。
《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译本目录》，1963年编制。
对于系统翻译出版外国名著的宏大工程来说，商务当时的编辑人才颇为欠缺。陈翰伯先后从时代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华书局、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引进一批编辑，从原来工作的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杂志社和《学习译丛》编辑部带来一批业务骨干。他还组织编辑们学习西方学术史和外语，鼓励他们进行翻译和写作练笔，逐渐组织和培养起一支素质过硬的编辑队伍。
图为1960年代参与译著编辑、校对、出版的工作人员合影。
05 名著出版的厚积薄发
从1958年到1966年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另有近400种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备用。
这些名著主要包括三大类别：一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作，二是古典著作，三是多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的近现代著作。
图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部分著作。
古典名著
近现代著作（多以“内部读物”形式出版）
成立于1950年代的北京编译社、清河翻译组的译员们也为商务翻译过不少书稿。图为北京编译社、清河翻译组部分译作。
商务印书馆积极联络学界专家和译界人士，网罗了一批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名校的学者，组织了一支高水平的译者队伍。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大批高水平学者陆续加入到商务的译者队伍中来。
06 “汉译名著”横空出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打破了此前僵化的思想束缚，独立思考、开拓创新成为时代的精神品格。整个社会都洋溢着强烈的求知热情，在外国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形成了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知识界和出版界积极呼应并推动这一时代潮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沉淀，汇聚全人类思想智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横空出世。这套丛书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
1982年，在商务印书馆85周年馆庆之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与读者见面。“汉译名著”的高品质面世，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赞扬。
1979—1983年，陈原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主持结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丛书所收著作均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翻译水平和出版质量也堪称当时的最高标准，反映了人类文明史上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思想精华。
1982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原撰写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发刊词，他在文中说：“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出版说明》中说：“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须赘述。”
07 “汉译名著”枝繁叶茂
1997年，在商务印书馆创立100周年之际，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精装本）50种。
2002年，为普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选取丛书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著作，节选内容，以“口袋本”的形式体现原著精髓，尝试推出“汉译名著随身读”9种。
2009年，在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将已出版的“汉译名著”十辑400种集为珍藏本出版。
2011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达到500种，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500种。
201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版”珍藏本700种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版”分科本700种。
2024年，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版·珍藏本·增订版”300种，至此“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达1000种。
2024年，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纪念版小套装50种。
08 “汉译名著”的时代记忆
追求智慧，认识真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每位思想家都仿若人类智慧星空中耀眼的星星，他们的思想闪耀着动人的光芒，指引着我们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希罗多德历史》
——《理想国》
——《政治学》
——《高卢战记》
——《君主论》
——《谈谈方法》
——《论法的精神》
——《社会契约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纯粹理性批判》
——《人口原理》
——《小逻辑》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战争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
——《政治经济学原理》
——《艺术哲学》
——《偶像的黄昏》
——《普通语言学教程》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封建社会》
——《存在与时间》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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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历史上的出版巨擘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创立以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整理国故，传播新知，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出版、教育、学术、文化事业发展。鼎盛时期为全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百余年间以出版为津梁，扶助教育，赓续学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贡献了重要力量。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初创时期以印刷为主业，不久拓展至出版领域，很快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文化教育机构。
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士，与严复开始合作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名著。1903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建立编译所并任所长，后任经理、监理、董事长等。张元济十分重视对新知新学的译介出版，他广揽名士，培养人才，将商务印书馆建设成为对世界学说进行系统认识和实践的重要阵地。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2年成立，到1920年代后期，各科人才超过300人。编译所进用人才不仅要求有学科专业素养，长于国语，而且应精通外国文字，兼备“编”和“译”的能力。当时不少译著署名即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编译或译述。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大量延揽人才，一大批学贯中西的近代知识分子加入商务印书馆，形成了强大的编辑阵容。图为1915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同人合影。
王云五，1922年始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任总经理。他扩大了选题中“新知”的成分，主持出版“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同时改革编译所的组织机构，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学术分科发展的需要。在他的主导下，商务的西学译介工作有了新的飞跃。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发行机构，清末至民国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近千种，最多时占据近八成的教科书市场，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图为商务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复兴教科书”。
1907年落成的上海宝山路印刷厂新厦
1903年，商务印书馆在汉口设立第一家分馆，由此开始建立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发行网络。至1910年先后在北京、天津、奉天、福州、开封、安庆、重庆、广州、长沙、成都、济南、太原、潮州、杭州、芜湖、南昌、西安设立分、支馆 20 余家。图为位于上海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
商务印书馆制造销售的文具、华文打字机、风琴等文教用品。
商务印书馆自1905年起陆续兴办师范讲习所、尚公小学、养真幼稚园、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平民夜校等公共教育事业，以传播新教育理念，培养新教育人才。图为养真幼稚园（左）、尚公小学（右）。
东方图书馆，前身为1904年张元济在编译所内设置的藏书室“涵芬楼”，取涵盖芬芳、包容智慧之意。经过多年苦心积累，到1924年时藏书已达46万余卷，包括近5万册善本古籍，以及海内外孤本和珍本500余种，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在此基础上建设而成的东方图书馆，1926年对外开放，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
02 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出版重镇
1958年中央为商务明确了“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的出版任务，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和数十年积累，成就了商务印书馆“工具书的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
商务印书馆在学术出版方面深耕百余年，有着深厚的出版传统。新中国成立后，除致力于世界学术名著的引进和翻译外，围绕这一核心拓展各学科领域的学术译著产品群，形成了商务学术出版的特色；同时打造了多个系列大型原创学术丛书，为学术出版重镇增添了丰硕的成果。
美国丛书（1990）
日本丛书（1992）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1992年开始出版）
商务印书馆文库（1999年开始出版）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2021）
大师文集
经济学名著译丛
现象学原典译丛
自然法名著译丛
新史学译丛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名著译丛
艺术史名著译丛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1年开始出版）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2016年开始出版）
03 集体打造的学术经典
“汉译名著”是出版界和学术界共同成就的经典。为了保证“汉译名著”的权威性和学术价值，商务印书馆多次召开长期选题规划会，在丛书选题规划之初就听取学术界的意见。
1984年11月10—12日，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翻译出版世界名著问题的讲话精神，“七年选题规划座谈会”在北京香山别墅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组织召开的最大规模的专家座谈会。会议讨论制订了《商务印书馆七年（1984—1990）选题规划》，确定“汉译名著”的翻译出版为工作重点。
《商务印书馆七年（1984—1990）选题规划》（草案），1984年11月编印，列选书目2120 种，其中各学科名著1500余种。
1989年12月5—9日，第二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在北京西山国务院招待所召开。胡乔木同志给“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编辑部发来贺信，称赞“汉译名著”为“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祝贺“汉译名著”在编辑出版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希望今后选题范围可以更广。
出版家宋木文、陈原与汝信、潘汉典等学者在第二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上
第二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制订了《商务印书馆（1990—1997）汉译学术名著选题规划》（草案），共列名著130种。
1994年4月19—21日，第三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规划座谈会在北京龙泉宾馆召开。会议主旨为“加强基础文化建设，开拓汉译名著选题”，经讨论确定了将入选著作的初版时间范围放开到二战后，并增加东方国家的著作等收录原则。
图为会议请柬。
《商务印书馆第三次汉译名著选题规划》，1995年6月编印。
04 “汉译名著”诞生记
一本“汉译名著”的诞生，要经过规划选题、甄选译者、编辑加工、储备选题“水库”、遴选论证等多方面的工作。每辑所收书目必须经过专家论证会论证确定。商务印书馆定期邀请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召开选题论证会，共同讨论“汉译名著”新辑的列选书目。遴选的主要原则，一是备选著作是否在学术史上有定评、具有传世价值，二是其翻译质量是否达到准确、专业、流畅等标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辑专家论证会（200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一辑专家论证会（200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二辑专家论证会（201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三辑专家论证会（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座谈会暨第十四辑专家论证会（2011）
专家论证会哲学类选题分组讨论
专家论证会政法类选题分组讨论
专家论证会文史类选题分组讨论
专家论证会经济类选题分组讨论
梁志学先生为“汉译名著”推荐哲学类选题
05 汉译名著的设计
06 出版规范显匠心
知识的狂欢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求知热情勃发，而出版业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国内出现“书荒”现象。“汉译名著”中的很多品种被列为一些高校课程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也成为学术界“补课”的重要资源。人们常为了买到一本“汉译名著”新书，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队，甚至为了留住一本心爱的名著而连续几夜不眠不休地抄书。
图为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前排起的购书长队。
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正在售书
1980年代读者选购阅读“汉译名著”
1980年代读者选购阅读“汉译名著”
1981年，读者符钢战根据商务印书馆发行科的推荐，购买了《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
1980年代读者购买“汉译名著”的购书记录
1990年代读者来信中列出的所需书目
学者如是说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这套丛书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业内专家有自己的评价，正在学习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有自己的评价，一般读者也有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的一个共同点是：丛书促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此时，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重印、再版）。因此，在我读研以及1984年底留校任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商务印书馆的这一套名著，成了我了解、接受、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重要渠道……可以这么说，笔者的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以及之后的青年教师生活，几乎都是在与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之法学经典作品的相伴中度过的。——《商务印书馆：我的学术家园》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特别是“汉译名著”这样的经典，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不知会读过多少次，而每一次，又都会随着自己做过的各种标记而重新浮现，如一件件记忆的珍宝，摆在面前。——《蒲公英的种子：我与商务印书馆》
读者汉译情
许多读者读着“汉译名著”成长，也为“汉译名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日常生活中从“汉译名著”汲取营养的人们，内心应是无比富足吧。
图为一位深圳读者用数十年时间精心收藏的“汉译名著”。
2012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来信建议再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西方哲学史》这本书直到本科结束我才读得清醒，不觉乱。我前前后后或许读了七八遍，仍不能对全书有清晰的印象，罗素思的触角无极弗远。
《理想国》我一遍一遍地读，深深地为古希腊人身上的气质着迷。
《苏鲁支语录》发现这个译本时满怀惊喜，我高兴了一个星期。有种读佛经的感觉。我对这一切充满了感激。
《性心理学》在武汉崇文书城，一个下午的时间，我靠着书架，翻完了这本厚厚的书，读完后不觉累，只想拥抱眼前的每一个人，感觉很幸福。
——网友“无氧”
对所有爱书藏书之人来讲，这套书系值得每个家庭传承下去，什么时候全套能够结集再版必要告知一声，从年轻时代当图书馆管理员开始就有一大愿望有一天要把整套书一本不落的收藏起来，迄今尚未实现。
——网友“福君”
从2017年与“汉译名著”系列邂逅，至今已经七个年头了。在这七年里，对于我而言是愉快、惊喜、充实的体验，一本接着一本阅读着这个系列里的法律卷系列丛书，对于自身所学专业是一种珍贵的提升机会。避开世间的纷扰，沉浸在阅读的快感中，从知识的积累逐渐升华为对法学学术世界的深刻认识与体悟，这段经历是我独家的，而这全部是“汉译名著”系列所带给我的。
——网友“Ben Anderson”
与商务的结缘可以追溯到大二时，导师开出的一打参考书中，商务的占了大半江山。法哲学著作虽总些许晦涩，但拜商务扎实的译审功底，终不至半途而废。因为第一次啃学术类参考书的经历还算愉快，索性认准了商务，之后卡多佐和《司法过程的性质》、康德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洛克的《政府论》、黑格尔和《自然哲学》，还有阿奎那、边沁、斯宾诺莎等，象牙塔内那段挥斥方遒的时间，让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时光荏苒，重拾阅读的充实，总能让我稍微停下，找点时间洗涤一下心灵。这就是我和商务汉译名著的因果。
——网友“喵星人"
我与“汉译名著”相识于大学，结伴于漫长火车的旅途中，共情于孤寂冷清的夜。从第一次购买孔迪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开始，便一直买哲学类“汉译名著”,一本不落。其中许多书深邃晦涩难懂，但慢慢咬着牙读，发现受益匪浅，“汉译”的书，让人深刻，学会思想，让人体会到何为思想的事业，比大学、研究生所受的教育都有用，这点编辑们功不可没。
——网友“非如此不可”
读者在地铁上读《希罗多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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